周云蓬

    然而把音乐和社运搞在一起，难免要面对政治宣传与艺术品质、道德与美学之间的古老悖论。令《中国孩子》得以流传的，首先还是因为音乐，因为一段旋律之美。同样，交工和林生祥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正义感，仍然是落到音乐实处的。交工的两张专辑《我等就来唱山歌》和《菊花夜行军》，尤其是后者，在音乐史上无疑堪称经典。即使你完全听不懂客家话不了解歌词也能被打动，这就是音乐本身的力量。交工的音乐汲取客家民谣、恒春民谣，又能站在当代音乐的高度，去努力企及罗大佑和崔健所奠定的经典标准。交工对中国民族打击乐(庙鼓、八音鼓、钹、锣、云锣等)的运用与崔健异曲同工，对唢呐的运用也是传续《亚细亚的孤儿》和《一无所有》之神。

    交工解散后林生祥音乐上的最大新意和贡献就是学习、移植了冲绳民谣中的三弦——在日本是三味线——有别于北海道等地枯涩苍凉的风格，冲绳三味线婉约明亮显然更契合台湾的气质，而三弦这个乐器在中国当代乐坛被淡忘已久，似乎只是在何勇的《钟鼓楼》和左小祖咒最近的《野合万事兴》中偶露峥嵘。

    交工的《菊花夜行军》专辑打破了抗议民谣易犯的直白有余、韵味不足的毛病，较好地平衡了野性与精致、慷慨与婉约，更难得的是在悲凉与激昂之外，像《菊花夜行军》这样的歌还能透出一份幽默。

　　最近一次在广州演出，周云蓬最后情不自禁唱起《国际歌》，而在《菊花夜行军》中，交工用唢呐吹出了《国际歌》 ——这是向WTO进军的菊花夜行军。此次林生祥等赴京，再次吸引一度曾有“新左大本营”之称的《读书》杂志召开座谈会。新左的议题与农民的命运固然是燃眉之急，然而“菊花夜行军”的鞋上除了沾满血泪，也闪烁着黎明的露珠，正如约翰·伯格在致墨西哥萨巴塔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的信中，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和墨西哥农民的命运之前，先抒写春天的苍鹭，交工歌中的菊花既象征了大地的苦难，也代表了大地的诗意。对民谣音乐来说，总该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诗意，超越于新左或自由主义之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