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拉图说：“哲学从惊奇开始。”我想，文学何尝不是这样？另一位哲学家说：哲学就是“对通常信以为真的基本问题提出质疑”。我想，如果哲学对解疑抱有足够的自信，文学的不同则在于，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出一条善美的路。

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

    鉴于上述理解，越界之于文学就是必然——如果“对通常信以为真的基本问题提出质疑”，你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越界了；如果要在不解的疑难中开辟另一条道路，你当然就得准备越一条大界。 

    为此应当感谢文学，感谢它为人生不至于囚死在条条现实的界内，而提供了一种优美的方式，否则钟表一样地不越雷池，任何一种猿类都无望成人。这样说吧：文学即越界，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轨之思，或越界的原欲；倘于既定的界内大家都活得顺畅、满足，文学就根本不会发生。 

   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“人人生来都想认识什么”，所以，灭欲不像是上帝的意图。上帝以分离的方法创造了世界，便同时创造了被分离者相互的渴望；上帝从那无限的混沌中创造出种种有形、有限的事物，便同时创造了有形、有限者越界的冲动。人不大可能知晓上帝的动机，但必须承担这创造的后果。

    譬如曹雪芹笔下的那块顽石，原本无欲无念、埋没于无限的混沌中如同不在，但一日忽慕红尘，即刻醒为有形、有限，入世而成人生……于是乎一体之囚，令其尽尝孤独，令其思慕他者，便一次次违规、越界；“一把辛酸泪”全是为着要与另外的心魂团聚。可是梦呵，哪有个完呢？可是人哪，怎能没有梦？正如这有限的身心，注定要向那无限之在不息地眺望！——唯其如此，才可谓存在或存在者吧。

    但那无限之在到底是什么，或上帝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？尽管有“空空大士”和“渺渺真人”的引领，那痴情公子的最终去处，仍是人所不知且永不可知、人所寄望并永寄希望的所在。一部泣鬼惊神的《红楼梦》，见仁见智地让人说不完。

    要我说，什么世态炎凉，什么封建社会，以及种种玄机、隐喻，全在次要，那根本说的是人生处境，永恒不可以摆脱的存在本质！存在，势必有限，否则不存在；有限，必然对立着无限，否则二者皆不能在；而这对立，便注定着人生孤苦，注定会思慕他人，注定要不断地超越种种限制。

    但超越的方向，通常会是两路：一路是做成强权，一路是皈依神愿。强权，是一定要加固种种限制的，否则何以恃强？而神愿，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向爱之路、超越之路；一旦有尽，就得警惕强权又要在那尽头竖起偶像了。所以，料那“空空大士”、“渺渺真人”也不能抵达无限。无限，可怎么抵达？一经抵达，岂不又成了有限？

    “空空”与“渺渺”能给那痴情公子提供的选择，料也只有两项：一是无欲无念地复归顽石，复归虚无；再就是不断越界，像西绪福斯那样，把无限的路途看作无限超越的可能，再把这无限的可能融于你的痴情——爱，并永远地爱着，哪怕是血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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